山东万信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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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选举
  
孙见津
2010-12-12 21:03:24
 
全班80人,我得了78票,除了我自己,只有一个人没投我的票。
那一年我14岁,是初二(二)班的班干部,学校要求每个班推选出一人作为学校革委会中学生代表的候选人,这是第一轮选举。
我以为我们班的第二轮选举应当非我莫属,因为是从全校七个候选人中选出三人,而我是我们班推选出来的代表,还会在自己班里落选?
然而,让我想不到的是,第二轮选举我实实在在地落选了。这件事至今我都没想明白,虽然我在我们班同学中年龄最小,但自从初一开始,我就担任班干部,在同学中的威信还是蛮高的,第一轮大家几乎一致推选我就是很好的证明。可为什么第二轮选举反倒在自己班里落选了呢?而更让人奇怪的是,其他班里倒有推选我当代表的。如果让我非要找原因的话,那就是“外来的和尚好念经”情结在作崇。说白了,就是近相嫉妒。
第一轮选举,大家只能在自己班里选一个,于是我凭着自己的威望给选了上去。而第二轮有了其他选择,许多同学尽管对我很尊重,但毕竟已十分熟悉,大家各方面的条件都差不多,谁也不想让一个跟自己不相上下的同学一下子上升得那么快,否则他们心里就会很不平衡。外班的同学大家都不了解,并且与我们关系也不大,于是在第二轮选举中,他们宁可把票投给外班的同学。其他班的同学推选我的道理可能也是如此。
当兵刚退伍的那年,我在一家电影院工作,见电影院的年青人特别多,就向县里提出要成立团支部,组织青年职工搞第三产业。上级很支持,并派人来安排团支部书记的选举工作。按照开始的判断,我应该能当选团支部书记的,因为意见是我提的,并且在工作上又有一定的能力。然而,选上的却是一个平日不喜欢问事的老好人。尽管团支部在我的建议和帮助下当年就创收九百多元(那是1979年,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二十几块钱),但后来因为我的离开,这个团支部最终也就无疾而终了。
后来,我又见证了八十年代的几次基层人民代表选举,发现许多人在投票时只考虑谁谁跟自己关系好,并不考虑谁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说话。这样选举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当然是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,向政府谏言献策的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,后来的人民代表就很少从基层推选了,往往是由上级领导直接提名。这就是说:中国的国民素质太差,根本就不适合搞民主选举。
2005年6月,一腔热血的大学生马永红,背着铺盖从大学回到村里,开始雄心勃勃的“新乡村建设”。他成立了农民协会,帮助农民解决实际困难,还在村里办起了夜校,给农民讲法制,讲科学种田,还请来了农业大学的志愿者专门给妇女传授养殖禽畜的技术。但他的工作不久就因为村干部的阻挠而搁浅。于是他开始想当村官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施展拳脚,彻底改变农村面貌。
开始,村委会以他的户口不在当地为由,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。为此,他把村委会告上法庭。官司打赢了,但他却落选了。村民们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敢与“政府”作对的年青人。2008年底,他在村民的推荐下,再次竞选村委会主任职务。为了“竞选”,马永红甚至每天都到村民家里去拉选票,作风很是“亲民”。三年来,马永红通过自己的努力,给村里组织不下10次不少于200人的大学生志愿支教,依托农协会展开的化肥、种子的统购活动为村民节约了许多钱,当年免费送给乡亲们的核桃树也已开始结果……。然而,一些村民似乎并不领马永红的情,他再次落选了。
几十年过去了,中国的老百姓依然如此,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选举,选举出来的人是干什么用的,大家只知道干部都是组织任命的,没有组织的支持,选出来的人再有能耐也没用。
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共产党就针对国民党的民主“国情论”提出了批驳,指出“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”,“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”。“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,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”(引自《新华日报》1939年2月25日社论《民主政治问题》)。然而,七十多年过去了,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但没有进步,反而越来越退步。有些地方连仅仅是做“选举”样子的举手表决都懒得做了。有些地方做得更绝,把不差额的候选人名单印到纸上,发到每个代表手上,谁有异议,可以把不同意的人用笔划去,再写上自已“中意”的人名,但事前各代表团均已开会布置,谁也不许拿出笔来。大家你看我,我看你,无论心里愿不愿意,却只能把发到手上的候选人名单再原样交回去,以示无条件同意。
在这种“政治”环境下,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选民,那些参会的代表往往不是从基层选举出来的,而是由各级权力者钦点的。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,并没有能力也不敢真正代表民意。长此以往,中国的选举制度越来越虚假,人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低下,许多官员的位子越坐越稳固。在这种情况下,谁再提“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”就是大逆不道。
我们有《选举法》,我们也印选票,我们也有形式上的选举,只是这种选举只代表权势者的意志,与百姓利益无关。这便是中国式选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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